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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创伤后的自愈之路:
在沉默与发声间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

撰稿:梁钧荧、陈楚芳、吴宇峰

采访:吴宇峰、卢心悦、吴若琪

Lawyer Tan Kim Kiek

陈金玉 律师

在当今社会,‘性骚扰’与‘性创伤’的议题日益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。人们常常只关注法律援助、倡导制度改革,却往往忽略了幸存者在经历创伤后,如何慢慢修复自己、重新站起来的过程。

这篇专栏聚焦于马来西亚性学会法律顾问陈金玉律师 —— 一位在童年时期遭遇性骚扰,并在三十多年后才选择报警的幸存者。

她的故事,既关乎个人的创伤记忆,更是一段从沉默走向发声的真实旅程。她的经历提醒我们,真正的疗愈不仅仅是在勇敢发声或踏入警局的那一刻,而是在每一个选择、每一段节奏中,重新拾回对自己人生的掌控与尊重。

这份迟来的报案,不只是法律行为,更像是她对过往伤痕的一次回望,也是送给童年自己一个迟来的交代。

“不管过了多久,我都想去做这件事。

这样,我才能真正夺回我的人生、我的声音和我的自主权。”

真正的自我疗愈,从认知到“我需要被疗愈”开始

陈金玉坦言直到三十岁时,当两段持续五年的恋情接连结束后,她才意识到自己早年的创伤可能正在悄然影响她的亲密关系。这一认知,成为她踏上自我疗愈之路的起点。

而在自我疗愈的过程中,最触动她的是其他幸存者所写的书籍。她表示,这些书里的文字对她而言更像是一张珍贵的“路线图”。在她最迷茫的时候,书中的方法成为了她暂时的依靠。

“至少我可以先复制粘贴他们的方法,试试看。我发现自己并不孤单。”

她形容,这些素未谋面的作者就像夜间海上的照明灯,让她知道这条路上并非只有她自己一人。

每个人的节奏都不同:报案并非唯一的路径

那一年选择报警的决定,对陈金玉而言远超法律意义。她坦言,这是为七八岁的自己完成的“未竟之事”。但她也强调,这纯属个人选择。报警只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。有些人需要法律程序来获得解脱;有些人则通过艺术表达,甚至有时候沉默也是某些人的一种应对方式。

 

她说,每个人自我疗愈的方式都不同。如今,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,她已不再像早年那样鼓励每一位当事人都去报案。除非对方主动提起,否则她不会特别提及这个选项。

 

| “如果当事人觉得不报警也能好好生活,那就尊重这个选择。我也越来越明白,我的伤痛,不需要别人来替我背负。”

沉默不代表软弱,有时是最好的保护机制

正因如此,她更加理解那些选择沉默的幸存者。

 

她表示: “沉默可能是他们还没准备好。”  如果这时候强行鼓励他们采取某些行动,反而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。我们常将“疗愈”等同于"立即行动",却忽视了沉默本身可能是当事人的自我保护机制。

 

就像伤口结痂时需要静置,心理创伤同样也需要一个“不被触碰“的阶段。因此陪伴者应该尊重这种“沉默”,并相信当幸存者做好准备时,自然会寻求帮助。

每一种选择,都值得被尊重

在性创伤的自我疗愈过程中,从来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。有人选择大声说出自己的经历,有人则选择沉默以对;有人选择通过法律寻求正义,也有人以平静的方式慢慢找回生活的节奏。

每一种选择,都是幸存者对自己的回应;而每一个选择,都值得被理解和尊重。

陪伴的本质,是尊重幸存者的决定

当我们谈论“疗愈”时,从来不是幸存者单方面倾诉,或知情者单方面劝说的过程,而是一种基于理解的陪伴与引导。我们所能给予的从来都不是替代性的决定,而是让幸存者知道他们始终拥有选择的权利。

在采访的最后,陈金玉律师想对所有的幸存者说:

“这不是我们的错。既然不是我们的错,那我们能做的,就是努力好好活着。”

“慢慢来,我们都在”

在努力好好活着的路途中,每一个选择都值得被肯定。而我们身为朋友、家人、社会的一部分,也可以成为那个愿意倾听、愿意等待的人。不是去推动他们改变,而是通过陪伴告诉他们:你已经很勇敢,我们会一直在你身边。

疗愈不必轰轰烈烈,选择也没有对错。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时,我们就能为幸存者守住更多安全的空间。让每一位努力活着的人都知道:他们并不孤单,他们始终有路可走,也总会有人在等着他们走到那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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